2021/10/26 中共「威權環保主義」問題引起國際社會關注

    當全球邁入COVID-19後疫情階段，因主要國家仍將國境執法與情報治安力量投入疫情防控之際，跨境組織型犯罪卻已迅速利用環境安全中的執法漏洞，來降低被查緝的風險。鑑此，國際刑警組織(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 INTERPOL)乃於2021年3月進行「海上30天3.0」(Operation 30 Days at Sea 3.0) 打擊環境犯罪跨國合作行動。由於中共不僅係國際刑警組織的活躍成員，而且中國大陸內陸水道、沿海地區、港口與海上相關聯之環境犯罪問題，對國際社會之影響更是動見觀瞻。大陸環境犯罪問題之現象與規模，既成為國際社會關切之議題；事實上，識者也用「威權環保主義」（Authoritarian environmentalism）的概念，解釋目前中共更加集權化的大陸環境治理體系，是否真的帶來較佳的環境品質，或者能夠有效解決環境犯罪？
    國際刑警組織曾於2018年10月首次聯合全球多個機構展開「海上30天」聯合行動，該行動由國際刑警組織懲治污染犯罪工作小組發起，藉由國際刑警組織環境安全計畫署與歐洲刑警組織的協調合作，查處大量違反國際法的海洋污染環境犯罪活動。當時即有58個國家的環境、海事和邊境機關，以及警察、海關等執法人員參與，創下全球跨國機關聯合打擊海洋污染犯罪的首例。今(2021)年則增加到67個國家／地區、300個有關單位參與，包括韓國、英國、美國、印度與中共等成員國。就海上、內陸水道、沿海地區和港口，進行3萬4,000次以上查緝海洋污染的行動，該次數更係前所未有。2021年「海上30天3.0」在戰略階段的初步成果，已在各大洲共查獲1,600起海洋污染犯罪行為，包括：海上非法污染行為；沿海地區和河流非法排放造成嚴重水污染並流入海洋；港口販運廢棄物案件；一次性醫療用品廢棄物明顯增加，目前相關國家正啟動後續追蹤調查與查緝裁罰行動。可見環境治理與犯罪問題，不僅將成為後疫情階段，全球治理新興議題；而且也會衝擊中共國際形象與政策話語權。
    中共為改善環境治理與犯罪問題，已試圖推動許多改革來弱化地方保護主義。首先，中央推動環境法規修定，既加重對污染的行政處罰，也試圖透過環保稅來提供地方政府及企業減少污染的誘因。其次，經常由中央發起環境治理運動。再者，中央政府也試圖透過政府組織的改造，來強化中央的權力。第四，為強化對地方的控制，中央政府推動政府資訊透明化，來掌控地方環境資訊。第五，中央政府改變績效考核制度，以增加地方官員保護環境的正向誘因，如設立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硬性目標、建立綠色發展指標、將生態環境指標的權重提高。由於環境治理與犯罪問題，具有產生尋租貪腐與危害向外擴溢的特性，卻伴隨無被害者之現象。從而，中共中央「威權環保主義」之成效，也就備受國際社會關注。
    固然環境法規修正讓污染處罰數量呈現上升，事實上，其效果卻並不明顯。因為，影響環境污染的主要因素，仍繫於各省市的產業結構與執法強度。中央集權的「威權環保主義」，既不足以全然消除地方保護主義，亦無法大幅改善環境污染的情況。再者中央也未必信任地方上報的資料，即使各種檢核機制旨在抑制地方虛報減排數據，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方仍有因應策略，設法製造出上級想要看到的數據，導致檢核機制變異為數字遊戲，數據造假問題仍舊，數據信度效度未必得到改善。值得注意的是，國有企業經常成為阻礙環境治理進步的關鍵角色。其中隱晦關係，可從擁有越多大型企業與國企的城市，其環境資訊透明度便越低之現象得到說明。再者，國企中的中央直屬企業(國務院或其授權代表國務院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全民所有制的企業單位)，更是造成環境污染的重要源頭之一。尤其在習近平要求央企「做大做強」的方針下，默許央企以追求利潤和執行國家的產業政策為主要目標，環境保護對央企幹部晉升的重要性則相對被貶抑。鑑此，「威權環保主義」對環境治理與犯罪防制，並無法在中央與地方取得成功，甚至位處地方的國央企，仍有能力影響中央改革在地方上的執行成果。
    中央集權化「威權環保主義」，形式上對環境治理固然在提升環境政策上有一定執行強度，也能抑制部分的環境污染犯罪問題；實質上，迄今仍無法大幅改善大陸的環境品質。因為中共由上而下的環境改革，雖然推動了部分法規修正及政府組織的變動，但卻未能扭轉大陸固有的發展模式與制度困境，許多企業及官員，仍然以犧牲環境來發展經濟。可見，主張「威權環保主義」能有效解決環境問題的觀點，不僅顯然過於樂觀；而且隨著環境治理與犯罪問題，將成為後疫情階段，全球治理新興議題，國際刑警組織打擊環境犯罪行動，勢必會衝擊中共國際形象與政策話語權，中共對環境治理與犯罪，不能再視而不見充耳不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