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7/23 解構「中國式現代化」政治話術

今(2024)年6月23日就在中共第20屆3中全會召開(7月15日至18日)前夕，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舉辦「第3屆中國式現代化論壇」，該校「中國式現代化研究中心」，並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機構)共同發布「中國式現代化藍皮書：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報告(2024)」。稍早，今年5月習近平出訪歐洲法國等國前夕，該月4日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國家高端智庫、《新華社》國家高端智庫聯合課題組撰寫之「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之路」報告，特別選在巴黎「中法人文合作發展論壇」首度發布；18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共產黨員網》則刊登全文。事實上，該報告之所以特別選擇在巴黎發布，不僅投射出中共意圖藉此攫取戰略機遇，鬆動歐洲與美國之密切關係，構建不由美國主導之國際秩序；而且就這些向內或對外發布的報告看來，其實都為中共20大「中國式現代化」政治路線服務。然而，「中國式現代化」政治話術，恐禁不起現實解構。

習近平在中共20大報告曾宣稱：「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故而，「中國式現代化」既強調共產黨領導，又要在各國現代化共同特徵中凸顯「中國特色」，更意圖做為發展中國家的模範。事實上，「中國式現代化」充分反映習近平多次強調的「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見諸其相關話術：「做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地區差異懸殊，在這樣一個超大規模國家實現現代化，需要破解許多在西方沒有遇到過的難題」；「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開闢了非西方國家獨立自主探索現代化的新路，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新路徑，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

吾人若加以檢視「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之路」與「中國式現代化藍皮書：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報告(2024)」，可以發現該兩份報告，都同樣藉由反諷話語，進而反證明「中國式現代化」主體性。不僅宣稱「不同於西方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在價值取向上摒棄資本至上、追求人民至上」，「在民主形態上不搞少數人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在文化認同上從不割裂傳統、堅持繼承創新」，「在全球治理上不搞單邊主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值得注意的是，兩份報告也應用追溯修訂(Retconning, or “Retroactive continuity”)話語，為「中國式現代化」故事追加續集或為衍生作品提供空間，允許新作者修正系列歷史敘事，以使其可以容納新增事件，而不損傷其原本的一致性。亦即先藉由「中國式現代化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現代化，也是難度最大的現代化」，是「鄧小平強調，『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等追溯修訂。甚至，刻意容納新增題材事件，包括舉述南京、坪山等城市地方，追溯修訂「中國式現代化」實踐路徑。值得注意的是，所謂「中國式現代化」同時也經常使用反諷話語。例如指稱，「隨著西方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複製西方現代化模式並向發展中國家轉嫁其產業成本」；其實是用來反證明「中國式現代化不走殖民掠奪的老路，不走國強必霸的歪路」。最終，更在凸顯西方霸權V.S.中國話語權之兩重對立。所以，也常用以下類似這種話術，間接證明「中國式」主體性：「一些西方國家建立起先天的優越感，形成了淩駕於非西方國家和民族之上的霸權意識，西方中心主義盛行。中國式現代化的巨大成功強烈衝擊了西方國家的優越感和傲慢，極大提升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話語權和影響力。」

顯然，「中國式現代化」體現著辯證思維，採取三段式辯證遞進推論。首先，批評西方國家阻撓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反諷西方治理失靈低效；其次，表述每個國家都有實現現代化的夢想與權利，「中國式現代化」則為人類提供選擇現代化新的途徑；再者，則進一步強調以「中國式現代化」實踐路徑、鮮明特色、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做為發展中國家之現代化樣板。所以，「中國式現代化」常用的政治話術，不僅藉國際衝突矛盾，懷疑美國主導國際秩序；從否定「現代化=西方化」，再探索現代化的新路。亦即，藉由反諷西方體制問題與國際矛盾，反證明「中國式現代化」主體性，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也「為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選擇」。「中國式現代化」從形式上看來，係應用辯證思維體現各種反諷政治話術；實質上，對中共建構其主體性而言，不僅「大而不強、快而不優」；而且也禁不起現實解構。因為，反諷係說話或寫作時，帶有諷刺意味的語氣或寫作技巧，若僅就其字語形式，未必能了解其實質意涵，甚至容易產生扭曲誤解或具有惡意侵略性。尤其字語形式反諷，畢竟有別於戲劇性反諷，能讓人抒懷怡情，甚至增進知識；相對的，字語形式反諷一旦做為政治話術，卻易於衍生惡意甚至具有侵略性。例如，中共中央要求所屬機關(構)、企事業體、社會組織等「過緊日子」，原本為要求簡政節約，然而卻出現「降待遇、減薪俸」現象。從而，「過緊日子」的政策要求，已經質變為當前大陸常見的字語和情境式反諷。